11月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个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，包括3个刑事、1个民事案例。三个刑案中，原先被判有罪的多名民营企业家，改判无罪。

发布这些改判案例，最高法期待能为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提供指引，以便“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”。

最高法用心良苦及发布典型案例的动机，以网民为代表的社情民意是清楚的。人们都从最高法释放“保护民企的信号”这个角度谈论此事。

在公布的相关案例中，有的企业家所犯之事违反了经济类法律法规，但在二审时，相关法规已经调整，二审法院没有跟上，仍然判被告有罪。

最高法提醒，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，要注意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，采用修正后的法律和新的立法解释。

有位商场老板伪造收条，获得租户信任并收取租金，被判合同诈骗罪。

最高法认为，租户并没有实际损失，确实占有使用了商场商铺，故被告没有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目的，不构成犯罪。

通过两个案例，最高法重申了坚持罪刑法定、刑法谦抑性等基本原则，强调“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”；

发布的民事案例，保障了民营企业家合法的财产权益，体现了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法律地位平等”。

这些改判案例，能让民营企业家更有安全感。

问题在于，哪怕相信这是好事、是“好的信号”的人，也不太确定“信号”是不是够强大，能让两级法院依样画葫芦，接过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任务。

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些民营企业家改判无罪后，他们的企业还好吗？

当初，判他们有罪是“依法判决”，他们的非法所得会被没收，企业经营很可能受到致命打击。

现在，依法改判他们无罪，被改写命运走向的民企还能回到从前吗？

过去的一些案例显示，假如被卷入罪案的民企有多个股东，只有法人被抓被判刑的情况下，企业或许能撑一下，能把业务稳住。

可如果涉案民企只有一两个大股东，或者被抓去判刑的民营企业家是“独苗苗”，一旦入狱，这样的民企肯定凶多吉少。

所以大家会关心，在公检法体系中，拿到一审有罪判决的民营企业家，在二审那里也被维持判决，省高院改判无罪后，会有相应的问责吗？

要是能有问责，起码以后公安在立案、检察院在批捕、法院在判决时能慎用权力。

某些骂资本的网民，少数情况下也认一个简单道理，搞经济不能涸泽而渔，要给提供最多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家“吃下定心丸”。

最高法发布指导性质的典型案例选，自然也为了重申这层意思。在法律层面，怎么把握罪与非罪的尺度，并不难。

但一些地方将经济纠纷罪化处理，并不是因为法律素养不够，而是抱着给财政创收的目的，有的甚至直接绕过法院，强行接管企业，纠偏则进展缓慢，阻碍重重。

个别地方的越界操作，严重伤害营商环境，最高法此时发布典型案例，有着重大的警醒意义，再次向社会传达 “爱护民企、爱民营企业家”的信号。

然而，同质“信号”在社会面扩散时，它被赋予的正解不一定能稳定释放。

要防止它在现实的层层传递中衰减，还需要配备问责机制。唯有这样，某些人才不敢随便拿民营企业家开刀。